提问
接受当事人的委托，xxxx律师事务所指派我作为陈xx的辩护人参加诉讼，经过阅卷，会见当事人，必要的调查和取证，并和承办法官进行了必要的沟通之后，发表辩护词如下：
一、本案应该确定为单位犯罪，被告主体应该是单位。
其主要理由如下：
(一)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“滥伐林木罪”里，已经规定单位可以构成此罪。
(二)依据司法解释，排除以下情形的非单位犯罪，余下的皆为单位犯罪：【不以单位犯罪论处】“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、企 业、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，或者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单位设立后，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，不以单位犯罪论处。”【不以单位犯罪论处之盗用单位名义】“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，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，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。”
(三)本案不在其列，故应该确定为单位犯罪，以个人犯罪进行审理和处罚是适用法律错误。
二、单位犯罪和个人犯罪的处罚标准不一样，单位犯罪的被处罚标准设定较高。
针对自然人与单位不同的犯罪主体确定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。因此，本案对于犯罪主体的正确认定，一方面是严格遵守法律的应然态势，另一方面对于被告人的处罚具有现实意义。
三、本案鉴定人不出庭接受质询有违法律的规定。
根据本案的判决情况来看，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是xx省林业公安局技术鉴定中心出具的“调查评估报告”及补充说明，而该文书内容具有重大瑕疵：
(1)和法庭认定的其他证据既不能相互印证，却存有众多的相互矛盾之处。
(2)被告人和辩护人对于此报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具有严重的质疑。
(3)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，这样的“鉴定结论”鉴定人应该出庭接受询问。
可是一审法庭却违背上述规定，没有传鉴定人出庭，是为程序上的严重过错，并且有可能产生认定事实错误的后果，
四、被告人的行为应该得到宽容和谅解。
从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来看，被告人起初套种珍贵树木的种植方法不科学、不可行。如果坚持这样栽种，最后的结果恐怕是会造成严重的亏损甚至破产。于是，在专家的指导下开始使用平台种植和间苗除草的办法种植，其虽然也许会伤害的一些林木，但情势所迫，犹可原谅。
五、被告人面对“从宽处理”的缓刑结果不依不饶，花费用到北京请律师的行为是不是最好的无罪证据?
根据辩护人的经验，如果此案的被告人实施了毁坏林木的行为，这么大的面积，这么大的株数，判缓刑真是非常的便宜他了。然而本案判决以后，被告人情绪激动，托人在北京请到本律师，坚称自己被冤枉了，首先在辩护人这里形成了“自由心证”并“内心确信”被告人是无辜的，故辩护人辩护的时候并没有出现任何的心理障碍。
六、最后结论。
鉴于此，辩护人在起草的上诉状的基础上，并综合上诉后了解到的其他情形，对本案一审判决得出以下结论：
一审法院没有把案件涉及的主要事实查明，案件各种证据相互矛盾，而这种矛盾又没有排除，出现了没有排除的合理怀疑，判决达不到刑事诉讼所要求的证据标准。因此上诉人希望二审法院能够以疑罪从无的原则宣布上诉人无罪。
此致
xx市中级法院
辩护人：xx律师
x年x月x日
